应重视美对我科技封锁背景下的军事技术创新问题

应重视美对我科技封锁背景下的军事技术创新问题

安 士 东 远望智库特约研究员

近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由专栏作家亚历克斯·帕尔默撰写的“这是一种战争行为：解码美国对华芯片封锁行动”署名文章，指出美对华科技封锁行动是一种“战争行为”，强调这场战争“如果成功，可能会影响中国一代人的进步；如果失败，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或影响未来几十年的中美竞争以及全球秩序的未来。”该文十分直白地指出了当前美对华实施科技“脱钩断链”“去风险”行动的实质就是在科技领域发起的“一场战争行为”。剖析美对华科技竞争的直接动因，根本的是拜登政府将我视为“优先考虑的、唯一全球竞争对手”，通过给中国的发展制造各种困难障碍，防止先进技术被用于提升自身实力特别是被用于提升军事实力，以此阻断中国的先进技术进步，根除中国整个先进技术生态系统，实现美永久性单极全球霸权的战略企图。因此，在美看来未来十年是美遏制中国发展的决定性十年。

一、理清四十余年来美对我科技战略和政策运行轨迹，增强科技博弈大背景下推进军事技术创新的紧迫感使命感

从过去四十余年来美对我实施的科技战略和政策运用轨迹看，美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国防经济建设、科技发展、战略布局和前沿技术军事运用等，都是完全服从服务于美国家安全战略并贯穿于相关领域的追求目标之中。因而，美对华科技战略和政策制定也始终伴随与我的战略接触、战略协作、战略竞争和战略对抗的态势变化而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冷战”关键时期，在苏联陷于长达十年阿富汗战争泥沼难于抽身的情况下，美基于自身战略利益和制衡苏联需要，将我视为“战略伙伴”，采取“联华打苏”策略，1980年6月两国签署了历史上第一份军事技术合作协定，美对华开始松动军事技术领域的技术转让与合作，出现了一些军事装备对华出口和技术转让合同，合同数量由1979年的5个，迅速增长到1985年的150多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美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战而胜”的诱使下，出于意识形态对抗和制度性改变中国的长期战略考虑，放弃对华接触合作政策重回“冷战”思维，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并联合盟友对我进行整体性打压和脱钩封锁，两国间的一些两用技术合同项目被中断，我与英德法日等西方国家的军事合作也夭折。

“9·11”事件爆发后，美国家安全战略重心转向反恐战争，在小布什政府出台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为适应反恐战争需要对华战略和策略出现调整，从“合作伙伴”和“利益攸关方”角度出发采取务实策略，寻求与我在反恐、防扩散和能源及经济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开启了中美在战略和经济层面的高级别对话，两国政经交往出现了近十年难得的密切期。到2011年底我国内生产总值从全球第六位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近百年以来第一个非西方价值体系且占世界人口比列最多的国家。这种人类发展史上独特现象和奇迹，使得美对我和平崛起感到明显不适进而对自身霸权地位产生疑虑和不安。

奥巴马政府执政后，在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中对“9·11”事件以来美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一定调整，放弃了单边主义的“先发制人”军事打击战略，同时又阐明不放弃持续扩张谋霸的战略野心。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表现出疑心顾虑和忧心忡忡，担心中国强大起来会挑战美国、甚至替代美国；2012年发布的《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美把军事战略重心转向亚太，推出“亚太再平衡”军事战略，对华战略转为“竞争”“监视”和强化遏制，提出“空海一体战”“第三次抵消战略”等，将60%海军兵力部署亚太，提升在网络空间、导弹防御等领域的军事能力，并在经济、科技领域对我采取了一系列遏制和打压政策，重新构建了一个排除中国在内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又通过立法形式严格限制航空发动机、惯性导航系统、激光器、光学纤维、先进材料、高科技通信器材等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

近年来，从特朗普政府大肆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对华发起贸易战和制造业回归策略，极力打压华为、中兴等高科技企业，在军事上推出“印太战略”战略，不断强化对我遏制威慑；到拜登政府不仅延续了特朗普时期对华强硬竞争和遏制打压政策，而且更是把我视为全球“最大的竞争者”“最严峻的竞争对手”，美担心如果输掉这场对华科技战争，就意味着失去了维持全球市场定价权，失去了军事科技等多个领域主导权。因此，美确信只有在科技领域尤其是芯片领域击败中国，才能更持久地维持美在全球的领导地位。美对其自身地位的战略焦虑，凸显了美凭借先进军事技术取得海湾战争以来几场局部战争胜利后，为维持全球霸权和军事优势过度自信心态的失衡。

最近，尽管有一些美国媒体报道称，英特尔、高通和英伟达等美主要半导体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游说美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反对拜登政府进一步限制对华芯片及半导体制造设备销售，敦促放弃对华科技极限管控。但拜登政府仍是一意孤行，没有任何松动放弃之意。拜登政府还会根据俄乌冲突战场变化和美国内经济状况、国会党派斗争、大选竞选策略等情况，不断调整和变换对华科技“脱钩断链”策略，个别历史上签署的两国科技合作协定、低端层面技术转让和投资项目等，美将借以这些项目“可能被用于军事用途为由不再续签或中止，凸显美对华科技封锁和极限施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二、美正试图以芯片和半导体制造为核心对我发起“经济科技闪电战”，我不可掉以轻心应高度警惕和积极应对

去年10月以来，美对华发起的科技封锁“经济科技闪电战”，采取的基本策略是：以芯片和半导体制造为切入，在高端技术领域能脱钩断链的就脱钩断链，不能脱钩断链的就以安全为借口“去风险”，泛化、异化“风险”概念，玩弄“叙事陷阱”，实质是“去中国化”。这种以科技竞争为幌子，以维护美国全球霸权为目的的“战争行为”，根本反映了美对我民族文化错误认知带来的极端偏见和对自身丧失“自行裁决争端”权的群体性焦虑与恐慌。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一面持续拱火浇油把俄乌冲突推向长期化，用代理人战争持久消耗俄罗斯战略资源和潜力，一面启动和推进“北约东顾”战略，妄想把北约“亚太化”，在日本设立办事处，还释放所谓台海问题“乌克兰化”的国际叙事，企图用危机制造新的危机，用自我规则破坏国际秩序。可以判断，这是美通过不断恶化我周边安全环境，制造台海冲突对我实施经济绞杀的一种战争预做准备。可以判断，短期内美不会放弃对华科技封锁行动，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长耶伦、气候特使克里相继访华后，从他们公开表态和谈话看，明显带有预设性、一致性和欺骗性，不排除启动新一轮针对我的立法潮，进一步出台一些对华出口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阻止资本进入中国投资、协调“技术政治联盟”对华科技管制，甚至挑起所谓对台“安全”承诺等对我施压挤压打压和威慑恫吓，也不排除美把芯片战、科技战引向政治战、金融战、网络战甚至引爆突发事件的可能。

毫无疑问，相较于特朗普时期发起的对华贸易战和对我高科技企业使用所谓“治外法权”式的限制打压，拜登发起的对华科技封锁行动就是从芯片和半导体制造的全链条产业上、中、下游都要根除我形成研发、生产、制造、创新能力的生态系统。因而，美拜登政府对华科技采取的“不允许获得技术-扭转现有技术水平-根除整个生态系统”三段论封锁行动更具侵略性、进攻性、绞杀性。这就是美对华发起科技“脱钩断链”的基本逻辑和霸道行径。

最近，我对金属镓和锗及部分相关化合物实施出口限制措施，就是打破美对我展开科技战时构筑的心理优势，反制突破美构筑的“叙事”认知，展现我并不惧怕科技战、贸易战升级的坚定决心。下一步，我应继续保持在一些稀有金属化合物等优势领域的反制力度，利用好我自身技术优势和资源优势行反制，加强美针对我高科技产业打压措施方面的跟踪性研究，增强科技战略博弈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深化俄乌冲突典型场景战例和武器装备发展需求研究，以军事技术创新为驱动坚定走中国式现代化强军之路

俄乌冲突是二战结束后发生的一场规模最大、烈度最强、伤亡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地缘政治危机，对国际政治秩序和全球安全架构冲击影响将持续发酵。有两种现象值得注意：一种是，美西方和北约正在有意引导世人淡化甚至抹去对二战历史的记忆，企图以“乌克兰叙事”重构美可以独霸世界的所谓国际新秩序。另一种是，俄乌冲突叠加技术变革可能引发地缘政治变迁。欧洲因俄乌冲突自“冷战”结束后形成的战略平衡已经被打破，北约正在大范围增加军费开支和调整防务政策，不断扩充东移，推进“亚太化”进程，表现出更加贪婪的扩张性和侵略性；以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生物基因技术、新能源技术、电子信息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技术加速创新变革，这种战争与技术叠加形态为地缘政治变迁提供了外部推动和技术支撑。这种变迁，对世界的冲击和影响将是剧烈的，乌克兰地缘危机溢出效应正在显现，甚至会出现在全球许多地缘冲突的敏感地带被全盘复制、风险被激活的严重问题，世界和平发展和地区安全稳定将面临更为严峻挑战。

俄乌冲突爆发正在改变人们对战争与和平的认知，对发生在21世纪初的这场冲突充满疑惑，对现代战争加速演变和作战样式深刻变化充满好奇。从目前情况看，这场冲突的最大确定性是美西方不会停止拱火浇油，出现和平的曙光仍很遥远。为此，欧洲将继续在这场冲突中度过寒冬。最大的不确定性是大量杀伤性更大、进攻性更强、打击目标更准、毁坏面积更广的先进武器甚至联合国命令禁止的武器、各国普遍反对和担忧的武器将源源不断进入乌克兰战场，交战双方动用武器的种类和烈度正向失控边缘滑落，地缘冲突充满诡异和变数，乌克兰危机溢出效应开始显现。冲突中所表现出的战争战略指导问题、空天军作战运用问题、无人蜂群作战问题、信息对抗网络攻防问题、武器装备作战效能评估问题、混合战认知战运用问题，以及指挥控制、情报侦察、战术战法、战场转换、城市作战、坑道作战、地下坚固掩体作战、战场伪装防护、编制员额、力量结构、兵员补充、战争潜力等一系列经典战例和正反场景，毫无例外地透射出技术制胜机理，毫无例外地为研究战争、研究作战提供经典范本。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军队战斗力、武器装备的试金石，也是军事技术、指挥体制、作战战法、战斗精神的淬火场。俄乌冲突为我提升备战打仗能力提供了许多重要启示：一是在大国科技战略博弈背景下的创新军事理论、创新军事组织、创新军事技术、创新军事管理，不仅体现在技术本身或尖端装备领域等“硬技术”方面的创新，同样体现在军队指挥模式、组织架构、力量编成、战斗精神等“软技术”方面的创新。二是应认真研究和吸取俄乌冲突作战经验教训，进一步修订完善我武器装备发展方向、路径和目标，抓紧在一些高精尖端技术卡脖子的关键领域形成突破。三是要充分做好与美及北约将“乌克兰模式”扩大化，甚至企图复制到台海的长期斗争准备。种种迹象表明，美发起的这场科技战，不仅仅限于芯片和半导体设备制造领域，更不甘心仅在科技领域对我形成碾压跨代优势。我必须抓紧在思想和工作层面做好与美长期而艰苦的斗争准备。

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坚持高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需要郑重指出，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和平崛起是基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自我超越，是基于对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发展根本利益的坚定维护。中国的发展和军队的强大，永远是对世界和平力量的积极贡献，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不是威胁，是和平不是动荡，是进步不是倒退。美发起的芯片之战、科技之战，是绕不开、躲不掉的。中国从来不惧怕威胁和恫吓，历来有不做他国附庸的民族气概，更不可能去做“中国依赖论”的技术附庸。面对美科技领域的脱钩断链、围堵封锁，我们既要看到科技创新的基础性、复杂性，更要坚定信心看到突破技术瓶颈的可能性、偶发性；压力越大，困难越多，就越能唤醒中国人的奋斗精神，就越能激发中国发展的内生动力，在机遇挑战面前奋力杀出一条血路，走出一条传承“两弹一星”精神的中国式现代化科技强国之路、走出一条勇立世界军事变革前沿的中国式现代化强军之路。